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最近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谈到全社会都在高度关心的教育内卷，他认为问题出在中考分流过早，建议实行十年义务教育。

▲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图/网络）

姚洋教授对中考分流的辨析，与我2018年发表在“腾讯大家”上的“有最多好学校的京沪，也有最多焦虑的家长”一文看法基本一致。这个问题能够得到更多的人关注，总之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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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中小学教育的焦虑，主要是职校焦虑。因为面对有一半左右的孩子（北京市2017年为约三分之一）将去上职校的升学前景，绝大多数小学和初中的家长是极不情愿的。

▲2017年各省普通高中录取率（图/网络）

孩子为了不进职校，压力之大，我甚至听说，有初三学生晚上八点睡觉，凌晨两点起床读书做作业，忙到天亮，吃好早饭赶往学校。

平心静气地讲，一个孩子如果不是读书的料，完全可以去职校学一门手艺。但家长却有三重焦虑：

第一，一个普通高校的学生可以轻松去读职校的课程，但职校学生要去读普通高校的课程，难上加难。同一年级的各类学校和专业，在学习上是有难易梯度的。家长多不会同意让孩子一开始就选择容易的学校和专业，否则在未来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

第二，初中毕业生社会经验匮乏，实际上根本没有能力做人生规划。选择职校学一门技术，同时也就意味着，将来从事其他工作的门槛是很高的。如果没有继续学习的能力，改行的成本之高，难以想象。

以我的个人经验来讲，初中阶段，一度想去学习屠宰的手艺，毕业时也有上建筑类职高的机会，但都没去，在普通高中混到高三才决定考大学，如果去上职高，很可能就是个小包工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真实意愿，但我觉得当下的工作更符合秉性。

第三，中国的一些职校，风评并不十分好，家长并不十分放心把十五六岁的孩子送入这些学校，他们不担心孩子学艺不成，而是担心孩子“学坏了”。

并且，随着科技加速进步，很多好端端的传统职业，忽然消失了。以汽修为例，现在的汽修专业毕业生，谁能保证他的精湛技术在10年之后不会归零？一些新职业出现没几年又消失了，谁能保证中高职教育能够跟上科技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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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号称有经验的小学教师会告诉家长，三年级是个“分水岭”，好的就好上去了，不好的就困难了，因此职校焦虑，基本上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开始弥漫在家长心中。但实际上，我小学四年级的数学还得过38分，还是百分制。但谁也不好意思把这种个案拿去安慰一个焦虑的家长。

其后，我在一些文章中陆陆续续还谈过这个问题。其中还提到过，中国乃至东亚，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对读书进学十分看重，虽然科举制度已经取消，但很多人把现在的高考约略等同于王朝时期的科举。

而王朝时期，通常只有贱民和罪犯才没有资格参加科举，中考分流，实际上等同于剥夺将近一半人的高考资格（尽管中职生也可以参加高考，但实际效果尽人皆知），因而也可以说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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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延长义务教育到高中阶段，并且缩短基础教育年限，将12年缩短为10年，其中所要遇到的难题，姚洋教授却并未展开论述。

首先，肯定是财政的巨大投入。

目前的“双减”改革，延迟学生离校时间，增加音体美等课程，实际上既增加现有教师的工作量，又增加了音体美老师的岗位需求，向学生提供更多的服务，那么相应地需要更多的财政投入，才能让家长放心，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

而如果将义务教育延伸到高中阶段，虽然按照姚洋教授的安排，只是将9年义务教育扩展到10年，表面上只增加了一年。

但是，整个的初高中教育将会更加紧凑，不仅对现有教师的教学水平要求更高，而且，需要平白增加一半左右的高中各科教师，所有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当然需要各方共同出力，但首要的还是需要花钱，花大笔的钱，其他还有校舍的改扩建，教育教学等用具的添置，等等，都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

总之，中小学教育的内卷，很大程度上是教育财政的短缺造成的。

当然，现在拨给中职学校的经费也不算少，江苏省在2019年就曾经规定，中职学校生均经费将达到普通高中的1.5倍，这部分经费可以转拨给将来的普高，缓解财政压力。

其次，还将面对比较庞大的职教利益集团的反对。

这里的“利益集团”是个中性词。

大幅减少中职学校的招生，必定侵犯中职学校老师和领导以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和民间教育投资者的切身利益，如何将他们的利益受损减少到最小程度，也是改革是否能够顺利推进的关键所在。

再次，职教改革的难题如何破解？

中国人理直气壮办职教，底气之一是德国职教的榜样力量。德国职教模式的拥趸认为，德国工业之所以独步全球，就在于德国有完备的职教系统，很多优秀人才也进入职教系统学习，成为各种企业的优秀技师。

窃以为这种看法因果倒置，更贴合实际的表述应该是，正因为德国工业在诸多领域领先于世界，在德国工厂能够挣到足够体面的工资，才吸引了那么多优秀的人才去职校学习，形成良性循环。

中国的情形是反过来的。很多职校毕业的一线员工，即便比较优秀，然而由于中国的市场环境瞬息万变，在产业梯度上的位置也与德国很不一样，难于获得体面而持久的收益，因而职校的吸引力是比较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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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迎头赶上，中国职教通过中考分流，强制性让十五六岁的孩子进职校学习，大部分也是学非所愿，如何让他们去追赶国际先进技术？一个不愿意学习，对学习深怀抵触的孩子，你如何让他取得优异成绩？

职教改革的难题就在这里。

从来没有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的政策。停止中考分流，取消职普比同样如此。你不能指望实行了这项政策，中小学生们就能够充分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个性，发挥聪明才智，最终人才辈出。这个政策只是诸多系统性政策的一部分，实行了它，可以大大缓解中小学生你死我活的学习竞争，也可以大大缓解家长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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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即便拖到高中，你不是还得分流一大部分学生去接受职业教育，与其拖到高中毕业，不如初中毕业就分流，这样既节约教育成本，也节约时间成本。

这种看法的问题在于：

其一，他不知道如今少子化背景下，孩子教育跟买房子一样，通常情况下，许许多多城市家庭和部分农村家庭里，也是六个钱包在支持一个孩子的教育，为了孩子教育，是不惜血本，无论如何也是劝阻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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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从青少年的成长规律来看，我在很多篇文章里反复强调，十五六岁的孩子，根本没有能力规划未来，也没有能力为自己的未来负起全部责任，但偏偏在这个时候，你要让他们通过一场（或几场）考试来确定自己将来干什么，是不是很荒唐，很残酷？

而如果在他们十七八岁的时候来做这场决定，显然要更成熟，更从容。因而用时间成本衡量是不妥的。

我在跟我的朋友张明扬先生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感慨，从来都是对没有考上高中感到遗憾万分，而少有对没能考上985、211而抱憾终生。为什么？前者主要靠家庭和孩子的后天投入，而后者主要靠孩子的天分。天分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

其实也可反推求证，如果现在从小学毕业就开始分流，可以肯定的是，有相当多的青年男女将不得不提前介入到精子和卵子的基因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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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认为，通过提高职业教育的声望和地位，可以缓解家长和学生进入中职学校的焦虑，从而缓解中小学学习的恶性竞争。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这些年来，政府也为此做了很多努力，比如打开了中职生的学历提升通道；各种补贴也越来越高，甚至不收学费；职业技术院校的学生也可以考公务员；事实上，很多职校毕业的学生，的确比那些同龄的本科同学更好找工作，甚至收入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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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是，对这些正向变化，家长和学生用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不买账。这是什么原因？

我认为，还得从传统上找原因。

除了上文所说的不能堂堂正正参加高考带来的侮辱感之外，还有一个传统，就是中国人对“读书”一事，寄予了太多的社会内涵。

比如“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无疑，读职校不算正经“读书”，是学手艺做蓝领工人，是劳力者，家长是不甘心的。与之相联系的是，在所有有“编制”的招考中，总是那些正经的“读书”人，占尽优势，他们成为了“劳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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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国许多地方，对“编制”的推崇无以复加。几年前，我的一个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朋友曾经讲过，在他们老家，有老人家问，你这个单位是不是相当于县团级？言下之意，没有“编制”，没有级别，你啥都不是。

所有好的政策，一方面是与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作抵抗，另一方面，好的政策必须要照顾到旧观念的巨大影响，只能是逐渐反客为主。一开始就摆开一副战斗到底的姿态，一定事倍功半，甚至头破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