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殷红 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绿色发展是“一带一路”的战略方向，而绿色金融可充分发挥网点、产品、信息和环境风险管理等优势，支持“一带一路”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时促进国内经济绿色转型。
绿色发展是“一带一路”的战略方向
绿色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建设中国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绿色金融作为引导社会资本进行绿色投资的桥梁，不仅是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培育新增长点的源泉，也是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确立了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总体目标、框架和路线。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站在全球高度、盘活区域内各种资源、推进国家全面改革开放、促进与周边国家彼此开放与互利合作的战略安排，而绿色发展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核心在于政策、设施、贸易、资金、民心“五通”，“聚焦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指出，要“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在建设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可见，“一带一路”的对外投资中需要绿色发展战略发挥引领作用，需要绿色金融助推对外投资绿色化。
“一带一路”投资重点是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基础设施领域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倡议愿景分为远近两大层次：近期着眼于“基建互通、金融互通、产业对接、资源引入”，远期则致力于“商贸文化互通、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繁荣”。从投资需求看，“一带一路”的主要机遇在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能源资源合作等领域。
在基础设施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优先领域，积极推动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目前，仅在亚欧大陆上，已经规划的铁路、公路、电力、港口等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需求，已经高达6万亿美元。根据亚投行和世界银行预测，到2020年之前，“一带一路”基建投资总需求在每年8000亿美元上下。仅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占各国GDP的比重就达到6.52%，其中南亚地区高达11%，“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融资市场巨大。
在国际产能合作方面，目前，我国装备制造业已形成门类齐全、具有相当技术水平和成套水平的完整产业体系，产业规模已连续5年居全球第一。在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对外合作方面发展迅速，2015年中国装备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70.4亿美元，同比增长154.2%，同期大型成套设备出口额同比增长10%。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有“两个重点”：将与我国装备和产能契合度高、合作愿望强烈、合作条件和基础好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重点国别；将钢铁、有色、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12个行业作为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重点领域，分类实施，有序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和地区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差异大、内部工业化结构各异，与我国的产能合作领域广泛。截至2015年末，我国与相关国家已合作建设了50多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中白工业园、泰中罗勇工业园、中印尼综合产业园区等建设取得了高效进展，土耳其东西高铁、缅甸皎漂经济特区等重点项目得到务实推进。
在能源资源开发建设方面，“一带一路”在全球能源供应中占有核心地位，占全球石油、天然气储量分布分别约60%和80%。其中，全球石油储量52%集中在沙特、伊朗、伊拉克、俄罗斯、科威特（全球前八大中的六大），天然气储量66%集中在伊朗、俄罗斯、卡塔尔、土库曼斯坦、沙特、阿联酋六国（全球前七大中的六大）。我国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高，其中，前10大石油进口来源地有8个来自于“一带一路”地区，占当年我国石油进口的80%。前10大天然气进口国有9个来自于“一带一路”地区，占我国石油进口的95%以上。未来，我国石油天然气依存度还会持续上升，预计到2030年，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将分别超过70%和40%，而“一带一路”地区作为中国油气主要供应地格局将不会改变。
“一带一路”投资中的环境风险突出
“一带一路”沿线自然环境复杂，生态十分脆弱。“一带一路”地区是世界上自然环境最复杂的区域之一，集中了全球海拔超过8000米的所有山脉，1000公里以上的河流有60多条。海拔高度的变化造就了多样的气候条件和极端的自然环境。这些地方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特别是中亚、西亚大部分是沙漠国家，极度缺水，森林覆盖率很低。在“一带一路”沿线共有16个国家沙漠覆盖率高于40%，19个国家拥有不到10％的森林面积。
“一带一路”环境问题突出。比如，生物多样性损失，自然灾害频繁，荒漠化加速，空气、水、土壤、海洋污染等环境问题，经常给社会经济带来惨重损失，加大投资风险。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亚洲每年有超过100万未成年人因空气污染死亡。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中，有14个集中在“一带一路”地区，包括高加索、东非海岸林还有中亚山脉。海洋生物也正在受到滥捕、水污染以及快速城镇化和集中工业化带来的海洋酸化的严重威胁。这对于从事远洋捕捞、海产养殖加工、海运贸易的对外投资者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投资者环境风险意识薄弱。近年来，中国“走出去”企业购买并开采木材、矿产、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多次出现环境风险事件, 导致部分对外投资项目进展缓慢甚至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环境意识淡薄，对环境风险没有进行充分地调查、咨询与评估，没有有效把握投资行为所面临的环境风险。这些事件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甚至遭遇“环境威胁论”的指责。
环境风险管理能力较差。由于“走出去”企业对东道国相关法律制度、社会环境、宗教文化等不熟悉，尤其在那些法律制度缺乏或不完善的国家，环境和社会风险更难把握，如果没有专家的咨询和评估，则易埋下环境风险隐患。这正是国际主要跨国银行共同建立“赤道原则”的主要原因，目的就是防范和控制在发展中国家投融资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
绿色金融引领“一带一路”绿色化
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是一项复杂而专业的工作，需要来自环境、经济、管理、信息技术等多个专业领域的专家团队，需要具备较强专业实力的投融资机构引领，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商业银行等机构，一般的投资者难以独立完成环境风险管理的全流程工作。因此，建议金融机构不断提升绿色金融服务能力，发挥网点、产品、信息及风险管理等专业优势，支持和引领企业有效防范环境与社会风险，促进“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具体如下：
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环境风险管理标准。国际金融公司（IFC）的《环境和社会可持续绩效标准》《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政策》《环境、健康、安全指南》以及被国际金融机构广泛应用的“赤道原则”等标准，是跨国金融机构防范和控制环境风险的经验总结，是我国金融机构服务“走出去”企业环境风险管理的重要参照。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绿色金融发展迅速，截至2016年6月末，21家主要银行机构绿色信贷余额达7.26万亿元，占各项贷款的9.0%。环境风险管理体系也逐步建立，并向境外业务延伸。金融机构在服务“走出去”业务时既要遵循中国绿色信贷指引，充分发挥对国内高污染行业的环境风险管理经验，又要认真研究当地国家环境法规。对标准缺乏或不完善的投资国更不能掉以轻心，需借鉴IFC绩效标准和赤道原则，建立健全对外融资环境风险管理标准，帮助“走出去”企业有效管理环境风险。
建立境内外一体化环境风险管理制度流程。借鉴跨国商业银行管理经验，建立和完善境内外一体化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部门或团队，专门负责环境和社会风险政策、制度、产品、风险管理等工作；建立专职加兼职相结合的环境和社会风险专家队伍，为不同国家和行业项目的环境与社会问题提供专家意见；将声誉风险管理机制延伸至因环境与社会风险引起的声誉风险领域，即对媒体、网络及非政府组织等的信息进行监测，及时反应和应对可能带来的声誉影响；将境外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纳入全流程管理，即在项目调查、审查、审批和贷后管理中提出相应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要求。
发挥网点和信息优势，提供境内外一体化综合金融服务。金融机构应充分发挥境外机构对当地情况熟悉的优势，并不断积累第三方机构提供的相关信息，为“一带一路”企业提供投融资支持的同时，有效防范环境社会风险。比如，2016年末，工商银行在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412家境外机构，并通过参股南非标准银行间接布局20个非洲国家，其中127家境外机构分布在国家重点战略“一带一路”沿线的18个国家和地区。并设立中东欧金融公司及基金，以多边金融公司模式参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及产能合作。截至2016年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贷款投放达235亿美元，增长35.8%。工商银行已支持“一带一路”项目125个，承贷金额299亿美元，还储备了211个商业前景较好的重大项目，涉及总投资金额2132亿美元，未来将可为企业环境风险管理发挥更大作用。
用多种手段和工具来推动“一带一路”的绿色投资。银行在提供“一带一路”金融服务时要对环保不达标企业实行“一票否决制”；对高污染、高耗能、高资源耗费项目实行严格的尽职调查和环境评估。要优先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环境治理、生态农业、绿色交通等绿色项目。同时，积极创新金融产品，比如，绿色债券能够有效地提高中长期绿色项目的融资可获得性，降低融资成本，并为机构投资者和其他民间资本提供参与绿色投资的渠道。
研究并应用环境风险量化评估工具，提升环境风险管理能力。目前，金融机构对环境风险的识别和管理尚缺乏有效的量化评估工具，国际上少数金融机构或第三方机构开始开发相关模型和方法。工商银行在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指导下开展了“环境因素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影响的压力测试研究”，构建了环境风险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影响的理论、传导路径、方法和模型，并利用工行大数据量化评估环境因素对商业银行信用评级及资产定价的影响，研究结果在2016年3月G20伦敦绿色金融会议上发布后，引起全球强烈反响。
推动绿色金融的国际合作。一个国家对排放的有效控制和环境的改善，可以通过缓解全球气候变暖、降低对其他国家的空气和水质量的外溢效应、减少通过国际贸易传播食品安全风险等渠道来帮助改善全球的环境质量。因此，各国携手发展绿色金融、推动绿色投资和经济的绿色转型是共赢互利的合作。另外，绿色金融对许多国家来说还是一个较新的概念，许多相关的金融工具和产品在国际上还刚刚开始起步，制度建设上的经验也集中在不多的几个国家。因此，强化国际交流、分享发展绿色金融的国际经验应该成为未来国际合作中的重要内容。
（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