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辞去东南亚，我沦为了“数字牛马”

“利用地理套利，实现财富自由”“月入上万，房租700”，在社交媒体上，关于数字游民的分享常常被热捧。这种看起来既能实现自由，也能保持体面的生活方式，甚至还被套上“下一个经济风口”的标签。

在国内，数字游民在2022年前后经历过一次大爆发。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姚建华称，近两年国内数字游民呈快速增长趋势，综合多方面数据估计，截至2023年底，大陆地区的数字游民和潜在数字游民人数约在7000万到1亿之间。

这两年，很多年轻人开始“只工作，不上班”，他们辞去全职，将自己从城市中连根拔起，迁徙到安吉、大理、文昌，或者其他县城。2023年下半年起，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相继对中国公民开放免签入境，这对那些正思考着下一步要去哪里的数字游民来说，是巨大的催化剂。

半年过去了，社交媒体上逐渐出现另一种声音，那些裸辞后奔赴颇负盛名的数字游民胜地的年轻人，更多目睹关于自由和自我实现话语的另一面：工休不分、朝不保夕，以及跨国流动的不平等。

实际上，无论是数字游民还是地理套利，都是从海外流传过来的概念。2004年，“地理套利”的概念首次出现在《福布斯》上，指的是那些在高生活成本地区挣得收入的人，通过将日常开销转移至低生活成本地区，从而实现强势货币收入的购买力。理所当然地，这些初代数字游牧主义的践行者，也主要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数字游民胜地的背后写满了割裂，而我在巴厘岛只能当‘数字难民’。”25岁的小羊在社交媒体账号上的一次感慨，引起诸多网友共鸣。还有人调侃，这里没有数字游民，只有“数字牛马”。

（小羊，26岁，前公关人）

去年3月，我带着3万元存款从前公司裸辞了，离职原因写的是“去流浪”。7月，我来到浙江安吉，正式成为一名数字游民。在那里我认识了一群轨迹相同的朋友，随后我们迁徙到云南大理，另一个数字游民聚集地。

大理进入冬天后，我们就想找一个温暖的地方，于是泰国清迈成为下一个目的地。清迈有很多co-working（共用办公）的咖啡店，吃的东西也很丰富，还有可以探索的自然环境——我开始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白人去那里。

但是清迈的数字游民社区对我们来说有点贵了，一间带厕所的单人房，每月租金要5000到6000元。为了省钱，我们就自己租房子，一个月租金不到1200元，押一付一。

小羊在巴厘岛乌布，一棵巨大的古树下。（图/受访者供图）

还在清迈的时候，我就想着下一站要去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毕竟这里号称是东南亚最大的数字游民胜地。然而，来了才一周，我就感受到这所谓的“胜地”，并不是为我准备的。

巴厘岛的co-working空间价格一天平均要100元，当然这还只是办公的价格。至于咖啡店，消费一杯20元起步的咖啡，他们会给你提供Wi-Fi密码，包含三个小时的使用期限。当你待满三个小时，Wi-Fi就会自动断开。

巴厘岛乌布的一家瑜伽谷仓（yoga barn），在那里，小羊目光所及的基本都是白人。（图/受访者供图）

我们本来打算在巴厘岛住两个月，但最终只待了半个月。在岛上，遇到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奶奶跟我说，她在加拿大都没有见过那么密集的白人。

所有街道上的店铺，基本上也是围绕白人的生活方式搭建起来的，包括专卖organic food（有机食品）的超市，遍地的brunch（早午餐）和bistro（酒馆）餐厅，商店挂着符合白人审美的泳衣和配饰。甚至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他们还开着室内岩馆。

在那里吃一顿“白人饭”，甚至比上海还贵。如果不是路面太烂，我真的以为自己身处上海市中心。从此以后我只会称自己是“数字难民”，吃着便宜的路边摊，找个安静网好的地方，一边抠脚一边写稿。

在清迈的拉面店里，小羊在工作。她说：“旷野上也是要‘随地大小班’的，希望大家对旷野祛魅。”（图/受访者供图）

最开始的那段时间，我去了5个国家，40座城市，很频繁地换地方。有的地方要坐船、坐车，还要赶飞机，我逐渐觉得体力和精力都跟不上了。

离开巴厘岛后，我又在越南待了半个月。在那里，我没有工作，让自己彻底停下一段时间，想想下一步怎样调整自己的状态，让生活规律一点，身体健康一点。再后来，我就回到了大理。

今天有粉丝过来告诉我，他很羡慕我可以环游世界，过旅居的生活，他也想去体验不用朝九晚五的自由生活。我回了他一句话：不用上班，就是随时随地在看不见的地方上班。

我最近看到一份最新的数字游民统计报告，数字游民平均年收入在5万到12万美元之间，折合人民币至少35万元。但在国内，很多上班族都达不到这个收入水平，我身边认识的很多数字游民也根本达不到。

（伊芙，29岁，前跨境电商marketing人）

2022年9月，我换了份可以远程办公的全职工作。在家里待了三四个月，我实在是太痛苦了。来年2月，刚过完元宵节，我就离开了厦门的家，来到安吉，在那里前后待了四个月。

刚离家的那半年多里，我去了好几个地方，杭州、贵阳、大理、昆明都待过一阵子。频繁换地方，让我感到非常疲惫。

国庆假期快结束时，我买了一张飞往清迈的单程机票，一待就是两个月。就在签证到期的时候，我收到一封公司发来的邮件，以及一张绩效考核表。一周后，我就被炒了。

公司本来打算一分钱也不赔给我，在律师的帮助下，我最后争取到了两个半月工资的赔偿。拿着这笔钱，我先后去了越南和马来西亚。

就在马来西亚，我看到了让我触目惊心的世界。你可以想象一下，海岛的一侧是水上木屋那样的度假村；海岛的另一侧，是密密麻麻的贫民窟，住着没有合法身份的人。他们的木屋由缝缝补补的木板拼凑起来，木板的下面就是海，海里充斥着垃圾，当地的年轻人就在垃圾遍布的沙滩上吸毒。

水上木屋。（图/受访者供图）

这种参差也出现在数字游民的社区中。在巴厘岛和清迈，我常常能看到年收入达到几十万美元的人，他们早就实现了财富自由，可以不用工作。但同时我也接触过很多做着不稳定兼职的年轻人，月薪往往只有几千元，他们往往不会去住两千多一个月的社区。至于我在清迈的开销，往往会达到每月8000元。碰到旅游旺季，光是租金每个月就要去掉4000元。当然，住在社区里的多是白人。

有趣的是，我看到很多数字游民的工作就是教人做数字游民，或是帮人办理诸如签证手续之类的，总之，就是赚数字游民的钱。

我自己也险些被坑。今年4月，我从马来西亚过境。由于频繁出入境，我被海关拉进小黑屋里谈了20分钟。直到6月初，我从吉隆坡坐大巴穿过泰国，被边境拦下来时，我才知道4月份那次我的护照被标记为“下次入境需办理旅游签”。

当即，我非常愤怒地在小红书上发了一条帖子，一下子出现好多留言，他们宣称有办法解决。离谱的是，有人给我开价2200元，但我知道如果自己去大使馆办理的话，只需要花不到200块钱。

去年2月离开家以后，我就脱离了原本在厦门的生活圈，跟家人的联系也在变少。我妈是个比较传统的人，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她不能理解什么是数字游民，我给她解释她也无法理解。去年一整年，我都骗她说我在出差。

最近，我妈常常担心我是不是没有工作，在国外会不会没钱花，其实我都不敢跟她讲。失业这段时间，我也休息挺久了，经常会产生没钱的焦虑。

（小刀，28岁，前广告文案人）

考研失败后，我先后换了三家广告公司，原本以为换一家公司就能解决问题，直到我去了一家行业内的“梦之队”公司，我的理想幻灭了。

在那里，加班是常态，同事关系也处得一般，我觉得自己越来越累。2022年8月，我跟公司提了离职。

离职后一年，我还是住在北京。以前的同事常给我介绍一些私活。那阵子只要有活儿我就会接。兼职的收入不固定，有时候忙些，有时候就会轻松一些，但平均月收入也有一万左右。我渐渐发现，人其实不用上班也可以养活自己，于是我再也没有找过工作。

我的伴侣很羡慕我这种生活方式。在我的影响下，他在去年年底也离职了。这样，我俩就一起来到了泰国。

清迈大学图书馆。（图/受访者供图）

虽然每天生活在清迈，但我过的依旧是“两点一线”的生活。还在广告公司做创意的时候，我就养成了争分夺秒阅读的习惯，在地铁上也要看书。这导致我几乎每天都很累，全身都在疼痛，但还是不知不觉地坚持着这种生活方式。

这种习惯也被我带到了清迈。听说清迈大学图书馆的年卡只要40块钱，我就把民宿选在了学校附近。我每天早上8点钟起床，早饭后就到图书馆自习，中午回去睡个觉，下午继续来图书馆工作。我在清迈，和我在北京的生活，仿佛没有任何区别。

清迈大学校园。（图/受访者供图）

在潜意识的思维惯式里，我会对照自己有没有达到一定的社会标准，产生“冒充者综合征（imposter syndrome）”，就是打心底有一种不配得感，甚至会不好意思称自己是数字游民。

比如我在小红书上刷到很多数字游民的帖子，他们会宣称自己月收入多少万、去了多少个国家、认识了多少形形色色的外国友人。那样好像又形成了另一种标准，我会想要抓住一本教人怎么达到这些标准的“旷野指南”。

有一次，我和我的心理咨询师聊到，自己像一个数字游民赝品。他问我怎么定义数字游民，我说，收入肯定要多，不要像我这样，每个月只是刚好够花而已。

离职前，领导曾警告过我：“你如果过两年再回来上班，职场里面都是比你小的同事，甚至有做你领导的，你能接受这样的落差吗？”

领导的这句话就好像“思想钢印”一样，刻在我的脑子里面。我害怕自己像他说的那样，在所谓的旷野里兜了一圈，兜兜转转又回到原地重新开始。

今年年初开始，我发现自己最深层的恐惧是：我知道这种远程兼职的状态是不可持续的，总有一天我要回去上班。

这段时间，我学习心理咨询，学英语，经营自己的自媒体账号，想办法找到新的出路。我唯一确定的事情，就是努力避免将来变成领导口中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