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中国最“没用”的专业,学了到底能干嘛?
以下文章来源于后浪研究所,作者许嘉婧、曲枚
如果说,全中国最“癫”的专业,中央美术学院的实验艺术班,必榜上有名。它的全称是“实验艺术与科技艺术学院”,分为实验、社会、科技三个工作室。每年招30多个人。说它“癫”,在于它的教育理念。
从艺考录取开始,考题就和常规传统美术不同了,掺杂着很多脑筋急转弯一样的题目,还经常因为学院老师最近的个人喜好而变换,令人难以琢磨的“反套路”,也被称为“最难考”的专业;
而一旦入学,便如入旷野,入学的第一节课,是学生给院长上课,讲他们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课程没什么硬性要求,一切为了训练发散思维,而实验、不停的艺术实验,更是为了寻找自己和表达自己。
前院长邱志杰的《实验艺术概论》中这么讲,“从实验中得出新的思考和感知世界的方式。总是需要艺术观念和手法的创新,才能轰击人们习惯化和套路化的感性。”
5月18日-6月2日,半个月的毕业展览,成了这届36个学生各自散养了4年后的交集。或者说,是他们的一场“合理发疯”的集体亮相。
新青年试验场,体验派聚集地,这一期的“WOW人类”栏目跟进了几个实验艺术系学生的毕业作品制作,目睹了他们不断的推翻、探索、表达。我们好奇的是,一场自我驱动的艺术教育,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化学反应?
撰文|许嘉婧
编辑|薇薇子
视频|梅一平、杨京伟
吴铭、兰玉姣
李主任、刘得龙
实验,不停地实验
4月19日,距离央美毕业作品展只剩一个多月时,税佳仪却决定将今年初就确定好的毕设方向推翻重来,“彻头彻尾地改”。
按照原定的方向,她要把几十个橘子做成种类不同的手工捏捏玩具,原材料都已经买好了,也捏了10几个成型的。做到一半,和导师对了一下方向后,她却突然觉得目前的作品和自己的初衷不符了。
尽管隔壁的油画、雕塑等专业,均是提前一年就要规划好毕业作品,稳扎稳打,毕业展前已经是收尾阶段,但在最后1-2个月开始极限创作,才是实验艺术系的毕业生的常规操作。
“实验艺术就是你得不停地实验,包括这些材料,它们都是一个实验,你得在实验中才能知道你要做什么,你要怎么做。”税佳仪,这位今年的实验艺术系毕业生这么解释。
她的整个毕业实验中,唯一清晰的就是初衷——她想做关于妈妈的主题,尝试通过实验艺术的方式来理解妈妈。
一开始想做橘子捏捏,也是想通过重复性的劳动来体验妈妈的工作。税佳仪的妈妈是四川的一名流水线工人,杀猪厂包装猪肉、剥无骨鸡爪、做方便面蔬菜包调料,什么都做过,一天工作9个小时,只有80块工资,时薪10元都不到。
最开始做的橘子捏捏
但捏着捏着,她多少觉得不对劲了,除了家乡盛产耙耙柑,妈妈和橘子没有任何关系啊?
她知道,新的探索,又得开始了。这是实验艺术系惯有的风格——整个大四,学生都要和老师互相折磨,中间可能推翻过3、4个方案,持续到开展前的最后一刻。连他们自己也觉得“挺荒唐的”。
导师的指导也充斥着某种“荒唐感”。在她的橘子已经捏了一周、和导师汇报进度时,听完她的困惑,导师听完没有直接给出指导,反而是讲了自己与父亲的矛盾,随后问她,“你做这个作品最终想要个什么样的结果?”她本能回答,“我想让我妈开心。”
说完这句话她就哭了,“我觉得很奇怪,就这么一句话,为什么要哭?我想让我妈妈开心,其实它就是一直被压在我心底里面的一个秘密一样,但是当我说出来后,压在心底很深处的东西被翻出来了。”
更多的东西,也随之在不经意间从心底翻滚出来。4月中旬,一个朋友来北京玩,提到央美附近的宜家很好逛。税佳仪的第一反应是,“我又没有家,为什么要去宜家?”她对家的态度,称不上积极。
从小,税佳仪就生活在批发货物堆中,大量购买批发用品是妈妈的唯一兴趣,这些东西很便宜,妈妈觉得买的越多越是“为家里省钱了”。她的拖鞋永远是40号的廉价的大码拖鞋,一次去外面集训住宿,同学问她,“你怎么穿着你爸爸的拖鞋?”她很震惊,第一次知道人们不是都穿这样的鞋的。
“我觉得家里面用的东西没有很特殊,都是批发来的,家在哪都行。家对我来说随便一个空间都行。”这是她一直以来对妈妈的批发行为的消极态度,但也成了她新的毕设方向的起点:若能在逼仄的空间里和批发用品一起生活一段时间,是不是更能理解妈妈的处境?
5月初,我在北京芍药居的一个地下仓储物流基地里,见到了税佳仪和她制作了一周多的新作品。这是一个5平米左右的小格子仓库,是她花了1000多块钱租来的。她提醒我穿件厚衣服来,即便是初夏,这里的温度也相当低。
杂物,到处都是杂物。各种均价2元以内的衣架、咖啡条和塑料拖鞋,有条理的填满了仓库的空白墙壁,像是批发市场上的一个局促的、空间利用到最大化的摊点。
这些商品,是她从拼多多最低价选购来的,总价值也有6000元。她还把这些零售商品拼合成了小型家具,写字桌是用抽纸垒成的,枕头是用湿纸巾拼的,连她屁股底下的床垫,也是卷纸和T恤搭的。
税佳仪租的仓库
她指了指整个房间,“这就是我的作品,如果明天就开展了,那就算完成了。如果2周后才开展,那我还能多做几件家具,也可以说它还没完成。”
她又很急切地问我,从眼前这些东西中你能感受到什么?
“真正的艺术品是得和你自己强相关的,在聊艺术品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聊你这个人。”税佳仪告诉我,以这样的视角看待,那些意义不明的材料才能变得生动。
税佳仪最后的毕业作品《用》
比起其他美术类专业更注重最后的成品,整个实验过程,都是实验艺术学生作品的一部分。创意,这个idea是否足够新颖、足够打动人、足够表达自己,才是他们最在意的。通常作品的完成难度并不大。
我联系到的几个学生,都经历了毕设过程中的“煎熬”。要知道,当时已经是5月初,距离毕业展仅剩2周。有人的作品已经接近完成,但也有人含糊其辞,说下周与导师开会后,方向可能依然要调整。
“网红艺术家造星的30天”,是彭冲的作品。他想尝试在30天之内通过各种营销手段曝光,给自己打造一个网红人设。他花钱收买了一些新闻媒体、去北京最大的尤伦斯美术馆走秀、购买黄牛票混进明星云集的电影首映礼,把这些行为艺术剪成宣传视频,并把毕业展现场布置成了红毯走秀,邀请观展人来打卡。
彭冲的毕业作品《网红艺术家造星的30天》
整个实验也只持续了30天。做起来很快,但确定要做的过程,往往要持续半年之久。
自我的“暴露”
几乎每个实验艺术品都是一场大众视野里的自我“暴露”。
毕业前的这一年,与其说他们探索的是作品方向,不如说,他们探索的是自我。作品回应的是那个终极哲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倪明在这一年陷入了长时间的深深内耗。他总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宏大的主题,才配得上本科毕业展这样隆重的场合。所以在跟导师汇报方向时他总有些惶恐,最初他的设想是一段行为艺术,模仿埃舍尔的无尽阶梯,拍摄一段自己一直不停上楼梯的影像。
导师问他,你想表达些什么?倪明讲了自己最近的困惑,“我最近觉得特别无力,快毕业了,我不想进入某种循环重复的生活。”老师重复了一遍,“这感觉特好,‘循环往复’,你只要抓住这个感觉,就表达这个事儿就够了。”
过了不久他接到老师的电话,让他赶紧收拾东西来安徽乡村,老师正在带学弟学妹做暑期实践,不用他负担任何差旅住宿,只要人过来就行。落地一看,老师连摄像机和三脚架也帮他提前借好了,递给他,“你看看你在这里能做些什么吧。”
倪明拿着相机脚架在山野里转了很久,思考着“循环重复”的概念。在一个乡间分岔路口他停下了,往左走是水田,往右走是新开发的日式美学民宿,一晚上最便宜也要2000块。
倪明在寻找合适的拍摄点
强烈的触动,摧枯拉朽地来了。他,一个在鲁西南乡村长大的孩子,来到了北京这座大城市读书,在临近毕业的档口,在环境切换中自我身份的撕扯感,也被拉到了极致——他可以投简历到大公司上个班,又或者回到自己的生长地,父亲曾劝他去参加“三支一扶”,去乡村支教。
自己究竟属于哪一边?他也想不明白。在这个路口处,他无法选择该往哪一边走,他感受到一种矛盾和自我毁灭的倾向,以往一想到未来、他就回答“再看看吧”的敷衍,似乎敷衍不下去了。
他将这些内心的斗争,完整呈现在了他的毕业作品中。这段影像是这样的:画面中正好有两台除草机,一个是红的,一个是蓝的,倪明站在原地,重复地扇了自己5分钟巴掌。
毕业展上呈现的其中一段行为影像
第一次看到时我非常不解,形式过于前卫,像作者故意整活儿。他这么和我解释,“你不觉得画面里的除草机很像黑客帝国中的红蓝药丸吗?我就觉得这地方太好了,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
所以,倪明的整个作品都是他穿着粉色的连体衣,在山林里扎马步、做蛙跳、翻跟斗的行为艺术影像记录。作品名叫“我练功发自真心”,简介也很简单:“在安徽考察时,偶然听导游说这里是《卧虎藏龙》中大侠李慕白牵马的地方,便想象自己是在竹林中修行的侠客”。
毕业展上倪明的毕业作品《我练功发自真心》
相比之下,李晴的作品似乎更好懂一些。她把一辆山西大卡车改装成露天泳池,并开着它去到山西阳泉市几个附近村镇,让煤矿工人们一起玩水。山西县城缺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我不知道的是,通过制作这个作品,李晴和家里完成了和解。
这辆卡车是李晴父亲赖以谋生的工具,家里有三个孩子,李晴是最小的一个。父亲经常开着这辆车运送水源给附近村镇的煤矿工人们,来养活一大家子。一次李晴过年回家,他指着这辆卡车说,“你就是靠它上的大学。”
李晴父亲的卡车
李晴深受触动,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今年已经64岁了,和她相差了近40岁。时常她觉得自己和父亲有很深的代沟,她不理解父亲是怎么生活的,父亲也不理解她在学的什么实验艺术——我问过很多实验艺术的学生父母如何看待他们所学的专业,得到的回答大多是“爸妈只知道央美的牌子很硬,但不知道我具体是干什么的”。
李晴想用一种最直观的方式告诉父亲她在学些什么。在她眼里,父亲就像卡车坚固的外壳一样,她就像其中温暖的水源,被父亲保护着长大。于是她提出向父亲借这辆卡车来做毕设,父亲的反应很激烈,“你把车拿走了我用什么?改造这辆车有什么用?”父女俩大吵了一架。
“他还是不理解我们专业是做什么的,我就想让他看到我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会得到怎样的反响,我想得到更多曝光,让他明白我做这件事能如何感染大家。”
李晴说,这辆车严格来说其实是父女共同完成的。父亲被说服后,每天一大早跟着她一起去改造车辆,帮她贴马赛克瓷砖。
李晴的毕业作品《被黑簇拥的蓝》
这辆改装车最后成为了今年最具话题度的优秀毕业作品,也成了父女之间的连接桥梁。
散养中的“自发”
对大部分经历过高考、循规蹈矩、目标明确、一进入大学就为了若干年后的就业做筹划的年轻人来说,这群实验艺术学生的大学四年,未免太随性了。
倪明的大学生活,更是随性得“登峰造极”,学生简介上获奖经历写的都是“无”,但他却有几件拿得出手的历史作品:第一,他曾偷走了别人家上私锁的共享单车;第二,他曾通过不停摩洗一块地板砖,让它变得特别新特别亮;第三,他在贵州乡村实践时,亲身尝试着从山下往山上翻滚……这些行为都是他自发想做的,并没有任何展览或投奖经历。
在贵州乡村实践从山下往山上翻滚
自发,正是这四年,实验艺术学生们的关键词。
实验艺术系有个传统,入学的第一节课就是换位教学——由学生给院长上课。每个人都要给院长报自己感兴趣的选题,再制作PPT轮流上台讲,有人讲网恋,讲“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文学范式……
院长很想听听年轻人在关注着什么,不会给他们圈定什么范畴,也希望他们都能有各自专精的领域,在大学里继续发挥下去。
尹欣航在入学第一节课分享的是“鼻子整容”,领域相当细分。她细数了哪些明星的鼻子是整过的,又讲到整个整容行业。
她对鼻子的关注并不是空穴来风。从小,爸爸就一直说她的鼻子不好看,是一个败笔,高中毕业后就要带她去整容。久而久之,她见到任何人第一面,总是最先关注这个人的鼻子周不周正,这让她被迫成了鼻子领域的大师。
她对鼻子的执念一直存在。直到毕业展览,她还真找了不同的人做了386个鼻子模型,“翻模再制作的过程是庞大的,从倒模、修模、涂脱模剂到调、调色,再到脱模、刷粉、装袋、装订,我已无心在意谁的鼻子好看、谁的不符合我的审美。它们只是一坨坨肉了。”她说,这个作品让她解开了一个心结。
尹欣航的毕业作品《Yes!Nose!》
实验艺术的大学课程几乎没有强制的硬性要求,主打一个“杂而不精”。在这里,你可以学写诗、做木工、做网页,一切实践都是为了思维发散训练。
税佳仪印象最深的课程是去动物园实践写真,她们蹲守了一周,观察了很久长颈鹿,看它们在园子里没有伙伴很无聊。她想到自己看过的《动物世界》纪录片,长颈鹿在草原上会用脖子和同伴打架,那是一种娱乐方式。于是她就设计了一个楼梯那么高的玩具,专门陪长颈鹿打架。
他们也经常一起去乡村实践,比如去东海岛做鸟类写真、去安徽贵州等乡村做口述史。在贵州的乡村里,倪明走进了一座空心村,看到屋子里遗留的课本、磁带、布鞋等老物件,墙上有这家小孩默写的古诗。
“我就有这么一个感觉,想象一个家庭是怎么培养这个孩子的,他的成长轨迹是怎样的,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往上升,他又离开了这个村子。”
他重组了家里的物件,把布鞋给梯子穿上,又从房间外边摘了一个无根的野草,放在床头柜上,组成了一个“温暖的房间”。
倪明的作品《温暖的房间》
在这片自我驱动的旷野上,老师们是学生的指路灯。
在实验艺术系,灯塔相当多,平均1个老师只辅导2个学生。说是指导,老师更像是学生精神状态的监护人,每过一两周就会了解一下大家最近的动向和新想法。
这是倪明和导师习惯的交流模式:他向老师提出自己最近的想法,拍一段“和一条陌生的狗建立关系”的行为影像。老师问他,“这狗怎么你了?”他一通解释,在他眼里狗如何象征了人的社会关系。老师听罢只说,“去做吧。”
这是最让我震惊的部分——在大三时期,倪明想休学。当时是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其实也和疫情没什么关系,只是他突然感到很迷茫,又想到自己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旅行,就想这样做。对于这毫无规划的举动,老师们却非常赞成,觉得他是应该松一松自己。
倪明独自坐火车穷游去了成都、重庆、拉萨、西藏等地。而导师唯一提出一点建议,让他写下10件休学期间想做的事。“不是什么长远的,什么我要赚5万块钱那样的事,都是一些具体的,比如要练琴、看一本书什么的。”倪明说。
散养之下,他们会自己去寻找适合自己的方向。
我发现,基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项领域,尝试过创业的也不少,毛绒玩具、滑雪器材、民族服饰、自媒体博主,什么都有。
他们维持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风俗,大三后基本就没见过什么同系的学生了,因为“各自都有自己的事在忙,最好就是互不打扰”。
被轰击的“套路”
5月18日开启的央美毕业展,成了他们各自散养了4年后的交集。或者说,是他们的一场“合理发疯”的集体亮相。
实验艺术展区在三楼,有种怪诞的气质,作品的形式千变万化,影像、声音、装置、互动、行为等等,都可以是实验艺术的形式。
5月21号那天我来到央美展区,刚一上楼就听见持续不断的呜咽声音,它来自一个由羊角搭建的乐器,作者是家乡贺兰山的羊角,切割并重组成巨大乐器,可以从各个位置吹响它。
鲁艺冉的作品《周而复始》
场馆中央有个巨大的园艺系统,是自制的水循环系统,保存了美丽的花束。
原本作者设计为流动的水,但由于场馆不能走电,担心危险,最后它呈现出来的震撼感显得弱了很多。
陈铭的作品《花束献给你》
旁边还有个巨型的婴儿椅,名叫“巨婴”。我抬头看,上面隐约坐着人。
一位学生徐陶雨泽告诉我,那位作者有点社恐,第一天开展时在巨婴椅上坐了一天,后几天他们几个学生约定好要轮番上去坐着撑场,这是实验的一部分。
陈玫冰的作品《巨婴》
还有税佳仪的作品,名字定为“用”。
她的计划是,在15天的展览期间,观众能看到她在这个“家”里是怎样生活的。而税佳仪会在最后两天和观众开展互动,观众花18元买一个口袋可以装走“家”里的任意货品,真正“用”起来,这都是实验的一部分。
等最后消耗掉所有的抽纸、T恤、咖啡条,“家”也就被使用完毕了,一点没有浪费。
税佳仪的作品《用》
徐陶雨泽的作品叫“肥马一家”,她缝制了不少小马玩偶,仿照自己童年时的房间布置了会场。
这个房间的锁是被拆掉的,大马从房顶探头,盯着屋里的小马在做什么。徐陶雨泽说,自己的房间从小就没有锁,爸爸经常推门而入,她一点隐私没有。一位观众进入这个屋子时感受到了同样的压抑感,深有共鸣,“我太理解你了,我小时候的房间连门都被拆了。”
徐陶雨泽的作品《肥马一家》
毕业展上的许多作品也在网上引起了一些争议,比如羊角乐器,有人认为这像是巫术。
还有《超级蜂巢》这个作品,原材料是一摞纸板和会动的纸箱,据说造价有2万,就有人网暴:“我看也不值那么多钱啊”。
乔木的作品《超级蜂巢》
我也是跟他们聊完才知道,这些作品是无法用原有的、刻板的知识框架来分析,必须先读懂他们每一个人。
就像前院长邱志杰的《实验艺术概论》中这么讲,“需要不停地实验、实验再实验,从实验中得出新的思考和感知世界的方式。总是需要艺术观念和手法的创新,才能轰击人们习惯化和套路化的感性。”作为观众,我确实狠狠地被他们的作品轰击到了。
离开展览后我不禁又回忆起李晴父亲的那个问题,要较真的话,做这些有什么用呢?或者说,这样散养的、自发的、自我驱动的艺术教育,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化学反应?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他们是否担忧过工作、薪资、失业那些现实的问题?
去年面临严峻的秋招就业形势,看到别的专业同学们紧锣密鼓的样子,税佳仪一时间也有点焦虑。她把自己一切和美术设计相关的经历填到了简历上,只是为了看起来和大公司的招聘要求对口一些。改了有十几版简历后,投出去还是石沉大海了,许多公司看到实验艺术这个专业都会直接绕路。
但在完成毕业作品后,她的这份焦虑感逐渐被磨平了。在用批发品制作家具的过程中,她觉得自己的心结也被解开了,而这个过程就像艺术疗愈一般。接下来,她的兴趣点转向了艺术疗愈工作,也正在寻找相关的机构。
我也问税佳仪,实验艺术系的同学们毕业后的去向如何。她思考良久,“这是一个经常被问的问题,但是回答很难,因为我们实验艺术对口的工作其实就是艺术家,那你说,是公司要给艺术家发工资?”
胡家博是科技艺术工作室的学生,花了3万多元模拟了人工智能生存的虚拟环境,以及他们眼中的人类标签是什么样的。
为了这个毕设作品,他从零开始起步学习计算机程序的运作原理以及训练人工智能模型。那科技口的学生会不会都很精通技术,又多了一门手艺?胡家博却告诉我,科技手段只是用来转化为做艺术的方案,本质上,他们还是艺术家,“那艺术本身就是没有用的。”
胡家博的作品《具身一辨人》
大致盘算,往届的学长学姐很少有直接就业的,一半多的本科生会选择保研或出国继续深造艺术方向。至于出去工作的独立艺术家们,也是缩在某个角落里,悄咪咪地搞搞自己的小创作,没事投个展览玩玩,没什么大水花。
她提到自己很欣赏的一个学姐,现在也没有正式工作,偶尔缺钱了就接点小兼职做做,更多的时间都花在搞一些不赚钱但自己喜欢的课题上,让自己舒服、快乐才是第一要务。
“我就是那种特别内耗的人,想事情老翻来覆去的,但实际上想不明白,我就最终想着,要不就干,然后就做了。包括在乡村完成的那些作品,有些事实际又不是课程安排,不是有人要求我这么干,我只是就觉得我应该干点什么,不要再去想什么。”对倪明来说,4年散养,就像一剂缓慢作效的药。
焦虑,和父母的灵魂拷问,当然还在。“你工作找了吗?”“简历是不是该准备了?”“要不要看看三支一扶,去支教试试?”倪明也总会掏出那句万用的回答句式,“再看看,再看看吧。”
不管怎样,至少,在通往自己的这条路上,他们学会了如何自洽,提前解决了所有毕业生都将面临的最大难题。
(本文曲枚对此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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