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博士找工作,我卷不赢本科生
前段时间,一则斯坦福大学博士毕业后回国上岸乡镇机关基层单位的公示,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讨论——博士缘何不再从事科研了?实际上,这只是近年来博士就业环境变化的冰山一角。
在高学历不再意味着必然有科研工作机会的今天,不少人埋首苦读,临近毕业才发现,博士生找工作,并没有想象的容易。
作者 | 邹露
题图|《我的解放日志》
许多博士发现自己的学历在贬值。
一些在读博士会在网络上讲述自己坎坷的应聘过程,当谈及博士进高校任教为何变得如此之难时,“博士扩招”总是最常听见的词。
准确地说,中国高校的博士扩招,是从2017年开始挂挡提速的。据教育部公布的历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公报》,2016年以前的博士招生数量涨幅并不显著。自2017年起,博士招生人数就以每年万人左右的数量飙升。公报显示,2017年博士招生数为8.39万人。教育部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称,2023年博士招生人数达到15.33万人,同比提升约10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相比起6年前,博士招生人数几乎翻了一番。
近年来博士招生人数及增长率。(图/林泽君)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的学制为三年,最长可延期至六年,但伴随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毕业指标不断叠加,能够按时毕业的博士凤毛麟角。比这更残酷的现实是,好不容易熬到了毕业那一天,摆在博士面前的却是寥寥无几的教职“坑位”。
就读于某所上游985高校的文科博士张天霖提前半年就拿到了毕业证,他是罕见的能提前毕业的特例。在他同届的博士班同学里,仅有三成能如期毕业。在这三成当中,能在高校里谋得一份带编制的岗位者,大约只有一半。
(图/《玫瑰的故事》)
就算能提前毕业,张天霖依旧找了很久的工作,年龄是摆在他面前最现实的一道坎,“我都45岁了,”他说,做博士后不现实,考编更不现实。2023年2月,还在读博三的张天霖已经敏锐察觉到博士就业越发成为一个大难题,于是他开始创业,组建了一支面向全国文科博士的就业指导团队,为他们提供社群网络和咨询服务。
观察身边的案例,张天霖将博士找工作能否顺利归结到三大因素:导师、成果和学历。首先导师很关键,但“除非是大佬,否则帮助不大”;成果主要是论文发表和课题申报,当然是越多越好;而至于学历,“博士学校好还不够,还得看你第一学历” 。现在高校“入场券”的竞争就是这么激烈,张天霖解释。
另一位同样毕业于一所顶尖985高校的文科博士林筱崎却认为,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常被就业指导专家忽略,那就是“运气”。
在求职路上,她走过不少弯路,却觉得自己已足够幸运。
赶论文阶段,林筱崎的朋友圈封面。(图/受访者提供)
必须服从的“游戏规则”
和幻灭的学术理想
博士圈有个不成文的说法,不挂导师名字给期刊投递论文,就跟刚出生的孩童没上户口一样,就算文章长得再好看,也可能压根入不了审稿人的眼。一般来说,导师的作用除了实际的学术指导之外,还包括给博士生的论文赋予一定的权威性。
不过,林筱崎博士刚入学时,导师就明确告知她和同门,发小论文时不要挂他的名字。“你知道吗?不挂他(导师)名字,人家(期刊)根本就不会接收呀!”她苦笑着说。
由于国内大多数学术期刊并未采用盲审机制,甚至很多直接是找“大牛”约稿,缺乏学术资源的博士生很难单独投稿。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学术小白”的林筱崎需要单枪匹马地应对各家审稿人。为了达到学院指定的两篇特定区域的小论文,她开始拼命卷自己,从写文章到投期刊,都是她一个人完成。
在一些学校,博士的毕业率和导师的考核体系相挂钩,如果博士毕不了业,导师就无法正常招生,于是就出现有导师甚至比学生还努力的情况。在这点上,和学院里一些给学生“论文包分配”的老师相比,林筱崎认为自家导师压根不在乎她能不能顺利毕业。
(图/《理想之城》)
让林筱崎难以接受的是,只有在需要她干活时,导师才会找上门来。博三那年夏天,林筱崎家里发生一场变故,她因此回了一趟老家。那段时间,导师全然不顾她的家事,一股脑给她施加压力,就为了让她给自己申请的一个项目撰写申报书,一旦项目选上,可以为他争取到几十万的科研经费。
“导师才不管你其他的事情,他只想要结果。”那阵子,她常常躲在家里大哭,满脑子都在想该如何应对导师的项目。
最终项目没入选,经费落空。因为这件事情,她和导师的关系降到了冰点。“他就想要你帮他出成绩。”同样是给导师干活儿,和理工科不同的是,在实验室中导师就像老板,学生拿的是工资,而林筱崎则是纯粹“打白工”,一毛钱也没收到。
2022年,林筱崎在宿舍望见的月亮。(图/受访者提供)
“师傅带徒弟”的学术训练模式,迫使博士要做很多隐形工作。毕业于一所世界顶级学府的文科博士梁欣欣认为:“整个学术工作,其实和做基层公务员很像。”
除了经营和导师的关系,博士还需开拓其他学术资源。梁欣欣说,这就是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的目的,要“刷脸”,努力和“学术大牛”成为朋友,不限于主动约他们吃饭、喝咖啡——这一切是为了积累学术人脉。
(图/《www》)
她回忆起自己读博时,面对需要经营的“学术关系网”总是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她当时跟自己说:“如果我很喜欢做这些事情,我为什么要兜一圈来读博,而不去考公务员呢?”
而那些身处其中却对“游戏规则”浑然不知的人,他们对一切保持乐观,以为这将是一场纯粹且公平的学术竞争,直到他们的论文四处碰壁,无人问津。“如果你做不到,那就不要玩这个游戏。”梁欣欣说。
拿到博士学位后,梁欣欣就彻底脱离了学术圈,去了一家教培机构工作。下班后,她常去酒吧消遣,享受完全属于她自己的时间。
35岁,“非升即走”
博士“进高校即入事业编制”已成往事。当下,“非升即走”是高校“青椒”(青年教师)的打开方式。
“非升即走”即高校招聘中的“预聘制”,在高校内部也被习惯性地叫作“3+3”。通常,预聘期合同为3年,3年后可再续签一次合同。在这期间,该讲师需要完成学院规定的考核指标才可晋升职称,否则学校不再续聘。
(图/《城中之城》)
只有过了预聘阶段,才能“排队进编”。学校越好,预聘阶段就越长。对于一些好学校,博士的就业“链条”通常是:进去先做博士后,再做预聘讲师、讲师、预聘副教授,幸运的话才可升为副教授,最后评教授。
在预聘制下,35岁,是摆在所有博士面前的一道坎。例如,国家青年基金规定申请人年龄为35岁以下。这种年龄焦虑,在博士后群体中更为明显。林筱崎说,甚至有高校要求博士后一年发2篇C刊,一年没达到考核要求就得走人,且要退还工资。
何远毕业于一所顶尖985高校的理工科专业,博士毕业至今已8个月。他向记者透露,就他的方向而言,珠三角地区的普通二本学校也在要求“非升即走”。“动辄四五篇中科院1区才能进,进去还得卷。一问就是:你来做博后吧。”
“我投的一所高校,去年公示入职的博士有150多人,这些人在3到5年之后留下来的,不会超过20个。”何远感慨道。他还说,一些好学校会招“特聘博士研究员”,但只是空有虚名。
(图/unsplash)
何远说,预聘制最初起源于国外,但博士“供过于求”的现状,造成了令青年学者尴尬的“非升即走”。他说:“国外高校的情况是,一个岗位就招有限的几个人,学校提供平台培养你,期满达到要求就留下。中国高校的情况则是,一个岗位招20个人,你们就去卷吧。”
在卷无可卷的就业环境中,女博士是更加脆弱的群体。林筱崎班上一位女同学在博三时意外怀孕,只好延毕,这在进度上就至少比别人晚了两年。
经过一年多的博士就业指导工作,张天霖有个观察:一心进入高校从事科研的年轻博士中,很多仍处在一种“认知错位”,即他们自认为处在学历的最高阶段,但实际上却处在科研工作的最低阶段。他坦言:“有人总觉得读个博士是件多么骄傲的事情,实际上你去到高校,在人家眼里你只是个刚毕业的‘小喽啰’。对自己的无能为力认知不清,这就导致抑郁。”
张天霖提起一个“认知不清”的典型案例,这位文科博士找了一年多的工作。“他的问题是,他几乎只投211。现在好多高校都卡第一学历。他能发文章,有科研能力,虽然硕博是985,但他第一学历是个普通一本呀。”
读博后如何定位自己?这是张天霖在做就业指导时常让博士思考的一个问题。他曾见一些极为夸张的招聘条款,“比如一所排名很低的二本学校,它的考核要求竟然是一年发三篇《中国社会科学》(该期刊被学界誉为国内最高水平的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张天霖感慨:“有一些天真的博士就被坑了”。
张天霖在白云山散步。(图/受访者提供)
博士考公,
卷不过硕士和本科生
和梁欣欣一样,林筱崎起初也不想进高校。
北上广深的学校根本轮不到自己,家乡省会城市的高校也很少提供编制。据林筱崎观察,一般博士新生多多少少都有些学术理想,但书读越久,学术追求就越低,她自己也是如此。
更重要的是,读博的过程使她身心疲惫,她深感已经卷不动了。“你的付出跟收获完全不成正比。每周7天24小时在线,没有任何休息可言。所有的时间都在想论文,还看不见任何成效,工资低,对身体又是巨大的消耗。”
(图/《请叫我总监》)
“去企业,我的年龄显然不占优势。”博士到企业的薪资预期相对较高,而社会上有博士需求的岗位却寥寥。出于节约人力成本的考量,企业往往更愿意招一个硕士,甚至是本科生。
想通后,林筱崎决定考公、走选调。但对博士而言,这条路远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好走。
就在一个多月前,斯坦福博士拟被录用到乡镇公务员岗位的消息在网络上发酵,很多人以为“海外名校毕业的博士可优先录用”,甚至开始流传“博士报考公务员可免予笔试”的说法。很快当地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回应媒体表示,所有报考考生在这次招考中“一视同仁”。
(图/《玫瑰的故事》)
林筱崎认为,博士考公非但不占优势,反而在年龄、学生工作、复习时间等方面尽显劣势。为了毕业,大大小小的学业指标几乎能吃掉博士所有的精力,和论文无关的事情——学生工作、社团参与和校外实习,这些和找工作直接挂钩的——博士都无暇兼顾。
由于担心论文送审出问题得延毕,博士甚至不敢提前找工作,“万一工作确定了,结果论文没过怎么办?又或者大论文好不容易过了,小论文没达标怎么办?”她说。
在本科和硕士生复习考试的几个月里,正是博士赶毕业论文的焦灼时刻。考公报名时间一般在10月底到11月初,而博士论文预答辩在12月至次年1月,无论如何必须在预答辩前弄出一篇“像样的东西”。
虽然学院规定写到10万字即可,但在林筱崎的班上,码到30万字的大有人在。论文预答辩时,她还不巧碰到了学院里出了名地严苛的“死亡组合”,一个专家组从下午1点半讨论到6点。预答辩后,她整篇论文三分之二的内容得重新写。
林筱崎忙里偷闲去看脱口秀演出。(图/受访者提供)
参加某省的省考笔试时,林筱崎一点复习的时间也抽不出来,在完全“裸考”的情况下,排到了第七名,没能拿到面试机会。至于该省的选调,她研究了一番之后果断放弃,“选调要跟其他硕士和本科竞争,我没有优势可言。”
林筱崎认为,博士所谓的学历优势,只有在斩获资格筛选、笔试等环节,挺到最后一轮面试时,才有可能体现出来。而绝大多数时候,博士根本走不到那一步。
以林筱崎报考的某一线城市非核心区的“青年储备干部”选拔为例,其报名条件对年龄要求非常苛刻,规定报名的博士年龄必须在30岁以下。从本科一路读到博士,就算没遭遇任何意外,也通常快到30岁的年纪。林筱崎当时28岁,踩线报上了名。
第一轮简历筛选,林筱崎顺利通过了。3月底线上面试,她也通过了。下一轮笔试放在了5月底,刚好碰上要博士毕业论文答辩,林筱崎只好放弃。此外,她还报了该市的选调,却意外发现连考试的资格都没拿到。
(图/《玫瑰的故事》)
“选调很看在校期间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参加了多少学生工作,还要看你是哪里人,本硕是不是985。当然也跟当地发展方向有关,可能他们更需要理工科。”林筱崎猜测。她还考过另一个城市的事业编,一共招17个博士,而她的文科专业能报的岗位仅招1个名额。
最后,林筱崎报考的数个岗位全军覆没。放弃考公后,她被家乡一所普本高校录用为讲师,她感慨:“硕士毕业时,我报了一家地方国企,当时给我开了28万的年薪。读了博士后,现在年薪8万都没有。”不过,她现在的工作有编制,不是“非升即走”,目前看上去科研压力尚可。
在采访后,张天霖给我发了一首他无聊时题的打油诗:“年少不知考公香,博士之路志向茫。五年辛苦求学路,唯成五千一月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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